海南万里真吾乡

[18] 这样的言论是很多的。

这里确实有情感服从理性的问题。人作为宇宙自然界的成员，有情感，有意识，有语言，也有理性。

这实际上否定了情既昏，性斯匿之说，肯定了情感的作用就是明性的。在儒学发展史上，有两个重要人物都谈到性情关系问题，一个是董仲舒，一个是李翱。性之名非生与？如其自然之资谓之性。非水火清明之过，沙不浑，流斯清矣，烟不郁，光斯明矣。[27]《二程集》，第214页。

在他看来，性就是人的天生的资质。天地之所生，谓之性情，性情相与为一暝，情亦性也。而以后他的《墨辩注》也失传了，唯《墨子》书后来被保存在《道藏》中。

美德或善从来都不仅是思想，而是实践理性，实践就意味着要身体力行，要知行合一。显然中国哲学不是这样。设法使科学和工业人化，是设法调和人性，使科学和工业的成果不致成为制造残忍、屠杀和毁灭一切的工具。金先生对熊十力哲学的这个评价，也正是他曾讲过的中国哲学的特点之一是哲学家与他的哲学合一。

他说，东方社会没有解决人类的困难的问题，而西方社会同样也没有解决人类的幸福所带来的问题，幸福既是内部生活的和谐，也是与外在世界融洽相处的能力，后者只有当它能够对前者有所贡献的时候才能成为宝贵的财产。他说，这一思想很可能是与农业社会或农业文明相关的，因此有关技术的知识还未得到过充分的发展足以给人们提供他们的力量可以征服自然的观念。

这里的自然和自然的神，在英文原稿中作both nature and natures God，这就是中国哲学天概念所具有的自然之天与主宰之天的含义，而主宰之天意味着有人格意志的神。张先生又着重讲明中国哲学之特点：重要的有三点，即合知行一天人同真善。中国哲学与西洋哲学在根本旨趣上未必尽同……同样可以称为哲学。……中国哲学家没有一种发达的认识论意识和逻辑意识，所以在表达思想时显得芜杂不连贯。

一个人的哲学理想，是在经国济世中得到充分实现的。张岱年先生是张申府的胞弟，他在国立北平师范大学读书期间就发表多篇哲学与哲学史论文，并与冯友兰、金岳霖等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按照自己的哲学信念生活，是他的哲学的一部分。他认为，实践智慧是最高主宰的科学，最有权威的科学，它自身的目的含蕴着其他科学的目的。

李存山，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原文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2022年第4期，注释从略，全文请见原刊，引用请据原文并注明出处） 进入专题： 金岳霖 中国哲学 天人合一 。在冯著《中国哲学史二册》全书于1934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后，张先生又在1935年发表了《冯著〈中国哲学史〉的内容和读法》，仍肯定这实在是一本最好的中国哲学史，并指出此书是很能应用唯物史观的最注意各哲学家之思想系统最能客观，且最能深观最注意思想发展之源流极注意历史上各时代之特殊面目取材极其精严有卓识等六条优点。

这启示我们在现代如何正当地处理明于天人之分与天人合一的分殊和互补问题。金岳霖先生也在这一问题的激发下对中国哲学进行了更深入的思考，并在之后撰写了《中国哲学》一文。

金先生由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讲到西方文化将人与自然相分离所带来的后果，他说：西方有一种征服自然的强烈愿望……这种态度的结果，一方面是人类中心论，另一方面是自然顺从论。……哲学从来不单是一个提供人们理解的观念模式，它同时是哲学家内心中的一个信条体系，在极端情况下，甚至可以说就是他的自传。他们的哲学虽然缺少发达的逻辑意识，也能建立在已往取得的认识上。这种既有所批评又有所回护的说法，近似于冯友兰先生说的中国哲学虽然缺少形式上的系统但又有着实质上的系统。希腊哲学和中国哲学都体现了这个观点。《中国哲学大纲》又名中国哲学问题史，它所讲的不是把欧洲的哲学问题当作普遍的哲学问题，而是在探寻问题的时候，固然也参照了西方哲学，但主要是试图发现中国哲学固有的问题，因而许多问题的提法与排列的次序，都与西方哲学不尽相同。

他说，这个说法的确很常见，常见到被认为是指中国哲学不合逻辑，中国哲学不以认识为基础。金先生又指出，在现代社会人们的欲望和需要在不断地增长，也比以前更多地被这些欲望和需要所驱使，被它们所奴役……由于征服客观自然和人类其余部分的力量的不断增长，人的自我奴役的可能性也在极大地增加。

然而这种趋向在中国是短命的。（《朱子语类》卷十四）这是讲知与行是一个统一的交相促进的过程。

同样需要的是某些思维工具。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

……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那么，在科学知识已经十分发达的现代，天人合一思想是否还有存在的价值？金先生为此提出我们应该区分知识和信念，他说，知识当然伴随有信念，但是信念却并不总是伴随有知识或甚至是以它为基础的。他认为，一方面，中国哲学有缺陷，即逻辑和认识论的意识不发达，这是因为与西方逻辑类似的中国先秦时期的名辩思潮后来衰落了，但我们现在可以复兴这种思潮，弥补逻辑和认识论的缺陷。这些思辨显然与那个动乱时代的种种问题有比较直接的关系。

如此，凡与西洋哲学有相似点，而可归入此类者，都可叫作哲学。金先生的这个反思，使笔者想到张岱年先生曾经多次讲过的两个观点。

三、结语 从金岳霖先生关于中国哲学的两篇文章来看，两者的观点存在一定差异：1930年为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史（上）》写的审查报告一文提出中国哲学史的名称存在困难，而1943年的《中国哲学》一文则认为中国哲学不仅是一种哲学而且有其独特的优点。《史记·太史公自序》在评论先秦六家要旨时也说：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

在西晋时期，鲁胜在他所作的《墨辩注·叙》中就已说，名家的学说后学莫复传习，于今五百余岁，遂亡绝，《墨辩》有上下《经》，《经》各有《说》，凡四篇，与其书众篇连第，故独存（《晋书·隐逸传》）。因为伦理、政治、反思和认识集于哲学家一身，所以知识和美德或真与善便成为不可分的一体。

冯先生又指出，中国哲学虽然没有形式上的系统，但有实质上的系统。金先生说：现在的趋势，是把欧洲的哲学问题当做普遍的哲学问题。二、关于中国哲学的四个特点 金岳霖先生的《中国哲学》一文写成于1943年。另一态度是把中国哲学当做发现于中国的哲学。

在这场讨论中有不熟悉或不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及断章取义等问题，但也突出了以往的中国哲学研究对中国哲学的特色重视不够的问题，故这场讨论的积极意义是促进了学界更加注重对中国哲学特殊性的研究。【摘要】金岳霖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中国哲学史这个名称上的困难，促成了关于哲学的普遍性与中国哲学的特殊性的见解，并影响了21世纪初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

这深切地影响了他对《中国哲学大纲》的写作。很多独创的思想，为了掩饰，披上古代哲学的外衣。

讲哲学史之一要义，即是要在形式上无系统之哲学中，找出其实质的系统。……以欧洲的哲学问题为普遍的哲学问题当然有武断的地方，但是这种趋势不容易中止。